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贾宾近日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栏目专访时，阐释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“朱庐执刲”银印如何体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进程，并探讨了其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。
贾宾指出，“朱庐执刲”银印是海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官印，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。这枚银印为银质方形，边长2.4厘米，印纽为独特的兽首蛇身造型。印面镌刻有“朱庐执刲”四字篆书。其中，“朱庐”是汉代合浦郡下属的一个县，其治所位于今天的海南岛；而“执刲”则是先秦时期楚国授予有杰出军功者的高级爵位，汉代沿用此制，专授予功勋卓著、深受朝廷信任的重臣与将领。全国仅出土过两枚西汉“执刲”官印，另一枚是1975年于广西合浦出土的琥珀印，形制和规格均与海南的这枚银印大体一致。这枚银印通过实物证明了汉代的官印制度、海南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中央在边疆地区的授爵体系，是研究汉代海南边疆治理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。
针对史料中关于西汉曾罢弃珠崖郡的说法，贾宾解释说，这是一种历史认知的误区。西汉元帝初元三年（公元前46年），朝廷因治理不善、成本过高等原因罢废了珠崖郡，但并未放弃对海南岛的管辖，而是调整了治理模式，设立了朱卢县，并将其划归合浦郡管辖。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朱卢县设有“都尉治”，兼具行政和军事职能。这枚银印的印主，根据其俸禄级别和“执刲”爵位，可判断为镇守朱卢县的军事主官，是汉代驻守海南的核心军政长官。该银印在海南乐东出土，有力证明了西汉中央政权在海南的有效管辖。因此，罢废珠崖郡仅仅是行政建制的调整，汉代始终通过设立县、官和驻军的方式有效管控海南岛，这枚银印是驳斥“罢郡弃岛”说法的关键实物证据。
在汉代边疆治理体系中，中央向海南地方授予此类高阶爵位官印，其政治考量在于将边疆地区和族群纳入全国大一统的治理框架。汉代规定，只有俸禄二千石以上的高官才能佩戴银印青绶，“执刲”爵位更是高级别的荣誉。西汉罢珠崖郡后，朱卢县成为中央管控海南的重点，需要兼顾民事治理和军事维稳。因此，朝廷选派拥有兵权和爵位的官员驻守，通过高阶官印确立其行政权威，以军功爵位进行激励，以应对边疆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。同时，高阶爵位的授予也争取了地方势力和归附民众的政治认同，巩固了中央对海南的主权管辖和军事存在。尽管汉代对海南的边疆管控力度会随王朝国力变化而有所起伏，但这种治理模式为后世中央王朝治理海南奠定了制度基础，确立了通过制度、官爵和驻军来维护边疆大一统的核心思路。
贾宾强调，“朱庐执刲”银印与云南的“滇王之印”、广州南越王墓的“文帝行玺”等同属汉朝中央颁发给边疆地区或周边首领的官印，它们在形制、材质和钮式上都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。这些散布各地的印章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西南、岭南、海南等地的政治治理网络。“朱庐执刲”银印证明，海南自汉代起就并非“化外之地”，而是正式纳入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版图。
这枚银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：
其一，补史证史的历史价值。史书记载了汉代朱卢县及都尉驻防的建制，但缺乏实物佐证。这枚银印直接证实了西汉罢珠崖郡后，海南岛仍存在中央下辖的县级政权、驻军体系以及朝廷任命的高阶官员，填补了正史的实物空白。
其二，稀缺独特的考古价值。海南银印与广西琥珀印遥相呼应，表明岭南至海南全域都被纳入汉代统一的官爵授封体系。蛇钮官印存世量稀少，多用于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首领，是中央管控边疆的专属印信形制，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史料价值。
其三，古朴精湛的艺术价值。印文为西汉中期后典型的无边白文篆书，字体工整严谨、浑厚凝重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；蛇钮雕刻灵动细腻、造型独特，展现了汉代官印的工艺水准与审美特色。
贾宾认为，这枚千年古印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仅是近现代的概念，而是两千余年延续发展的历史事实。古印由中央铸造、朝廷授封、地方官员持印履职，最终留存于海南，完整呈现了汉代清晰的“中央—边疆”层级治理体系。中央通过建制、设官、授爵、驻军等方式，将海南纳入全国统一的制度框架，打破了地域和族群的隔阂，建立了稳定的政治隶属关系。尽管当时岛内存在族群矛盾，但中央对海南的整合治理从未中断。
这枚古印提供了两点启示：第一，培育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需要依靠实物史料、历史细节和真实故事。“朱庐执刲”银印是阐释海南大一统历史的生动教材，直观证明海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。第二，研究中国边疆大一统历史，应超越王朝兴衰的叙事，聚焦于建制、置官、驻军、授印等核心治理实证。在新时代，讲述好古印背后的大一统故事，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维护边疆稳定、传承中华统一历史文脉提供深厚的历史支撑。
